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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在家中（尹鸿伟）
他80多年的人生轨迹，先后两度被体制所抛弃，一夜之间从政治明星沦为阶下囚，从辉煌的顶端被抛到社会的边缘
特约撰稿 杨锦麟
2010年6月间，我和同事来到被称为云南“第一村”的玉溪市大营子街，这里的村民对玉溪烟厂和褚时健充满感激之情，因为他们的富裕，与后者的慷慨帮助分不开。
而褚时健的住处，就在大营子街的一个社区里，很朴素的一座3层楼，白色外墙。从外表看，还不如他的左邻右舍装修一新的楼房漂亮。
褚时健和他的妻子开了大门，将我们迎进屋里。老人衣着朴素，脚上穿着一双袜子，套着一双拖鞋。人看起来显得有些疲倦，但炯炯有神的双眼让我想起了猎人。我听说，老人喜欢打猎，曾有过一枪打死两只山猄的壮举。
这位80年代叱咤风云的褚厂长，已是82岁的老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第二天一早，我们随同褚时健前往哀牢山果园——他保外就医后，就到妻子承包的果园里做了一名“打工者”。
玉溪烟厂一直为褚时健提供贴身警卫、秘书、保健医生和车辆服务。那天开车的，正是跟随他20多年的老司机，也曾因褚时健问题被“双规”审查。
褚时健告诉我，这片果园是2002年才开始种植的，他们两位70多岁的老人上山时，这里连路都没有，但现在已经有了“褚桔”这一优质品牌。
褚时健说，附近村民每年的收入才2000元人民币，但这里的果农每年就能收入2万元。 “我们的工资还在调整， 种得好的话，每100吨我们还给奖励，年收入5万元不在话下。”
从烟草种植专家到柑橘种植专家，褚时健在70多岁之后逐渐完成了人生的又一跨越。
辉煌与陨落
和一位82岁的老人促膝谈心，他有无限感慨。提及解放前参加边纵打游击的往事，他语气平淡；说到自己担任玉溪地区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最终还被打成右派时，嘴角流露出自嘲和无奈。谈到自己因此被发配到更加偏远山区劳动改造时，他绘声绘色地介绍自己如何想方设法制糖、酿酒、养猪，增加副业生产，上山打猎改善生活；说起妻子、子女跟着他受了好多年的罪，一脸的歉疚，毫不掩饰；但论及自己接手出任玉溪烟厂厂长时的艰难，以及其后不断创造的业绩，那一双原本就炯炯有神的眼睛更加明亮。
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刻。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际烟草行业开始技术换代，旨在提高产量和质量， 国家烟草总局将西南地区引进一套先进技术的指标给了贵州，但贵州没要。因为谁要就要准备两千多万美金。后来这个指标就给了云南，但没说准确定给哪一个厂 。
褚时健听说此事，便和副厂长一起坐车前往昆明。当时整个玉溪烟厂的固定资产才7000万人民币，全部抵押贷款也不够两千多万美金。但褚时健已经意识到新技术和新设备对企业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他们宁愿将全厂抵押给银行，最终引进了新设备。
由此，玉溪烟厂80年代中期在全国崛起。玉溪烟厂生产的红塔山、玉溪、红梅牌香烟在全国供不应求 。褚时健那时不管去到哪里，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都要接见他。而且有传说，一些省部级领导到玉溪烟厂去考察，要见褚时健，都要经过安排，不是所有人都能见到他的。
由于烟草行业价格体系实行双轨制，造成了香烟价格在计划内外的巨大差价和丰厚的利润空间，使得烟草业成了一个暴利行业。道理很简单：烟从工厂出来，批发的最终价格不超过5块钱一盒，但是它在市场上的销售价达到10块钱。也就是从工厂出来到最终销售，还有一倍的利润。有了批文，一倒手就能赚钱。因此，想从褚时健这儿拿批文的人就太多了。
1995年，贵州省一些退休老干部向中纪委举报，结果将一个贵州省委书记给端了出来。在查案过程中，发现这个省委书记的老婆，从云南批了上万件红塔山香烟。
中纪委发现贵州省的情况，给中央打了报告。当时的总书记有批示，要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子女在云南以烟谋私的问题。
据说褚时健当时就对中纪委的来人说，确实有过省委书记、省长的孩子私下来找他批烟的事，他拒绝了，说：娃娃，你们的父亲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你们做这些事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烟你们就不要搞了，但是你们想抽烟，我给一点那个白皮次品烟你们拿去抽吧。
但褚时健的妻子出事了。河南一个搞烟草生意的人说，批这个烟是通过褚时健的老伴给介绍的，这样中纪委就把褚时健老伴周围的人，包括她的亲戚、弟弟，还有她的侄子押往河南。不久后，又把褚时健在珠海工作的女儿褚映群带走。
褚时健的律师马军说：“大概是95年，我接到了褚时健的电话，叫我赶到他的办公室， 他一见我就拉着我的双手，哭起来了，说：‘姑娘死了，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
第二句话是：是我害的我姑娘。褚时健说， 姑娘早就跟我说叫我退休，可我一直想着多干干，把我们厂再做大一点，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当时的云南省领导马军谈话， 他说，我交给你一个任务，作为褚时健的律师，红塔的律师，你到河南再正常不过了，你去把情况了解清楚，把事情处理了。他说，对褚时健这样的老同志，十多年来对烟草行业，对玉溪烟厂，对整个云南省经济发展的贡献，我们不可能抹杀，不可能否定。
褚映群自杀的那阵子，褚时健还是董事长、总裁，因为查不出他的问题。其间，国家总局安排他到欧洲考察，当时马军建议他别去，如果被人误解为企图外逃，就说不清楚了。没想到最后还是出事了。
1996年12月28日，褚时健被有关部门带走。
1998年1 月，新华社发通稿：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经过联合调查取证，已取得重大突破。褚时健被控和红塔集团其他几个领导人以私分形式贪污公款355.1061万美元，褚时健得款174 万美元。
当时，褚时健对检察院预审人员这样坦白，“1995年7 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 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该案在全国引起广泛争议，不少专家为褚时健开脱，指出他的贪污与官员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褚时健是有功之臣，他主管玉溪的十几年，累计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品牌价值398亿元，解决了云南省一半人口的就业问题，而且让烟农直接受益。
也有声音指出，无论他有怎样的贡献，都不该将公款划入个人名下，贪污必然要受国法惩罚。
最后，时任中央领导直接出面，以“功不抵过，过不掩功”的定调，为案件判决画上句号。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服刑两年后，刑期减为17年。
2002年，褚时健因为严重糖尿病，被批准保外就医。这位当年烟农们心中的财神没有重返红塔山，也拒绝了所有国内外烟商的邀请，前往哀牢山隐居至今。
毁之或誉之
2008年的最后一天，云南当地媒体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影响云南30人物”中，褚时健排名第5。
时至今日，很多当年褚时健的部下，一提及他的名字，都竖起大拇指，说了很多赞誉的话。
这是一个极为令人诧异的现象。
有人说，他是当时特定政治气候和条件之下的“牺牲品”，或者是一个时代、一个制度的祭品。但只是作为祭品，却从来不是褚时健的初衷，也未必能高度概括褚时健跌宕起伏、精彩无比的一生。
有人说，没有褚时健，社会各界不可能高度关注“五十九岁现象”，国家相关部门和决策层，也不可能迅速正视国营企业第一把手长期存在的收入过低的问题。褚的继任者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 万元，褚时健一生的收入也比不上。
有人说，对于一段历史，或一个人，毁誉参半可能是一个最适当的评价，但对于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尽管他被判重刑，但毁之者寡，誉之者众，这种现象又将如何解读？
我们无法在此对褚时健的一生，或者对其曾经的历史功过做出价值评判和一锤定音的结论，毕竟，历史现象是极为复杂的，一个人80多年的人生轨迹，先后两度被体制所抛弃，一次是精神上持续20年的磨损和蹂躏，一次则是打入大狱，一夜之间从政治明星沦为阶下囚，从巅峰跌入十八层地狱，从无数的业绩和辉煌的顶端被抛到了社会的边缘。这样的境遇，这样的起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都能坦然面对的，总会有一点情绪、一些怨气的流露，但在与褚时健相处的那两天，我几乎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这位曾经被报告文学描写为像太阳一样灿烂的男人，那曾经硬朗而挺直的身子，已有微微的驼，但他依然是一条汉子，80多岁的血气方刚，并不容易被捕捉，被察觉，被感受。
我们却都感受到了。
这一次采访，看过褚时健两次绽放的笑容。一次是在哀牢山谷的果园，当他看到满树开始结果的桔子，那笑容是那么的舒心，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感染了。
还有就是返回玉溪的路上，长久望着车窗外一言不发的褚时健，忽然扭过头，和我分享他的一段往事。那是1976年9月，他在江边钓鱼，忽然接到紧急通知，到坝子上参加追悼会。
这是一场举国同哀、全民参与的追悼会。
哀乐声中，周边的人都在饮泣，耳边尽是发自内心的悲戚和哭声。褚时健说，忽然他想笑，渴望笑出声的欲望极为强烈，几乎到了失控的地步。一旁的妻子马静芬见状，急忙用手掐住褚时健的胳膊，用眼神恳求他，好不容易他才打消了笑出声的念头。事后发现，他的胳膊竟被掐出血来。
我问：为什么当时想笑出来？ 褚时健凝望着窗外不断掠过的树木，有好一阵子不说话，之后，冲我一笑，说：我当时想，他妈的，一切该结束了！
褚时健笑了，笑得灿烂，笑得舒心。
这一路上，就听他骂了这一句粗话。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坎坷命运，在30年前真的结束了；
而30年后，褚时健个人的故事，还在延续，还远远没有结束。
（有关访谈记录文字以及整理，凤凰卫视同事张征、詹晟、陈世超有过贡献和诸多协助，亦经马军先生审阅核实， 特此致谢）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